一周左右的面授时间不长,很快就结束,但我确实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这种收获与其说是源于学业层面的累积,不如说是来自思维领域的共响。老师的渊博知识为我们打开了一幅法治中国的精彩图景,课堂上提出的生动问题也让我对学习和工作有了新的体会。

从清末修律开始,尤其是近三十多年以来,在立足国情,同时借鉴外国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成就究竟“合不合脚”,只有中国人自己才知道。这种成就是一种“法律移植”的成就,在上一次集中面授课上姚老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因为源自西方的法制思维与中国传统不协调,实务中很多案件尽管“依法判决”但仍不能“案结事了”。这次授课的柯老师提到了当下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现行道路妄自菲薄的现象。虽然角度不一,但我认为他们都强调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法治应当如何面对传统与现实。

这个问题其实90年代中期时候以北京大学学者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曾经提到过,当时苏力就此提出了“法治本土资源”论,并就他面对这一问题的困惑谈了他的感想,但问题的答案却一直没有理想的答案。那时候的中国,虽然国力较改革开放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国人的心中仍然留下了“黄河号”事件、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事件等屈辱的记忆,国际地位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经过多年埋头发展,终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进入了一个社会变革迅猛、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个背景下,移植自西方的现代法治并不完全适宜于中国的本土环境的矛盾更加凸显,除了科学与经济,如何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作出中国的贡献,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如何更好地与传统衔接,如何与民族发展的现实和需求相适应,也日益成为一个紧迫的国家层面命题。但民族文化与思想的创新所涵盖的内容、结构和逻辑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实情,它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非能一蹴而就,也许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而且必须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法治不应脱离传统,在继受外来先进法律文化理念的同时,要奉行民族传统的价值观,注意吸纳传统中的精髓部分,注意从传统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从1954年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到改革开放后重启“法律之门”,从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在长期治国理政的时间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法治建设道路。作为一个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法学人,我们需要不断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及理论进行总结与反思,既不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全面移植、照搬照抄,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法治建设重大问题的方法。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就我国当下法治的发展状况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方案”并未臻于成熟,需要根据不断深入的法治实践和不断丰富的法治理论不断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子。正如柯老师所说:“中国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独特发展经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妄自菲薄?我们既有自信也有他信。我们一定能够站在人类发展这一巨人的肩膀上摸索出符合自身目标和条件的独有道路和制度”,我们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方面不忘初心,不断前进!